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辩护要点

一、引言

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规定于《刑法》第三百二十条，指出售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行为，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司法实践中，本罪与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等存在交叉，加之办证产业链分工细化、操作模式更新，行为定性争议较大。本文结合刑法规定、司法解释、人民法院案例库裁判要旨及权威刑法理论，对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无罪及罪轻辩护要点进行系统归纳。

二、犯罪构成要件层面的辩护要点

（一）“出售”行为的实质解释

1. “出售”的本质是物权转移

出售行为在本质上属于物权转移活动，即行为人将本属于自己的证件有偿转让给他人。根据权威解释，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中“出售”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一些犯罪分子收集、购买后再转卖护照等各种出入境证件；负责办理护照和签证的官员利用职权出售护照等出入境证件；个人将自己的护照、签证、回乡证、返乡证等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卖。

核心辩点： 行为人必须对证件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才可能构成“出售”。如果行为人只是提供虚假材料帮助他人申领证件，其从未成为证件的权利人，所谓的“购买方”也不可能从没有物权的行为人处购买本就属于自己的证件，此行为应评价为“骗取”而非“出售”。

2. “弄虚作假”不等于“出售”

人民法院案例库“张某某出售出入境证件准许撤回起诉案”（入库编号：2024-18-1-312-001）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提供虚假证明、邀请函件等，供他人申领入境证件的，实际是在办证过程中“弄虚作假”，属于骗取入境证件，与“出售”的含义存在明显差异。

核心辩点： 将“提交虚假、伪造材料”的“骗取”行为解释为“出售”，既超出了“出售”的文义范围，也混淆了不同罪名的行为类型。骗取出境证件罪规制的就是“弄虚作假”骗取证件的行为，如果认为有偿提供虚假材料即构成出售，则骗取出境证件罪将几乎丧失独立适用的空间。

3. 对证件控制支配是出售的前提

出售行为应当包含对出售客体的控制、支配以及交付活动。认定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应当以行为人事实上对涉案证件具有控制支配权限为前提。例如，在电子签证场景下，行为人发送的仅是“电子签证发放通知书”，该通知书是获取电子签证的凭证而非签证本身，行为人自始至终不存在对签证的控制、支配行为，不符合“出售”的行为特征。

（二）犯罪对象的界定

1. 出入境证件应限于我国有权机关制发的证件

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其保护的法益是我国国（边）境管理秩序。因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当理解为我国有权机关制发的、用于进出我国国（边）境的证件。

核心辩点： 涉案证件若为外国使领馆制发的签证，其申请、签发、查验均适用外国法律规定，保护的是该外国国（边）境管理秩序，而非我国国（边）境管理秩序。将外国签证解释为本罪中的“出入境证件”，无异于认可外国法律能够规范我国国（边）境管理秩序，涉及国家主权问题。

2. “出入境时需要查验的资料”的认定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入境证件包括护照、签证以及“其他出入境时需要查验的资料”。但这一概念应有边界限制，不能无限扩大解释。

司法实践中，商务邀请函曾被认定为不属于出入境证件。在张永利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商务邀请函是办理商务签证时所需的材料之一，该文件本身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出入境证件，出售商务邀请函的行为不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类似地，演出许可证、营业执照、邀请函等办证所需的前置材料，除非能够证明其与最终证件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则不宜直接认定为出入境证件。

（三）出售伪造、变造证件的定性

根据权威解释，构成本罪的行为人出售的出入境证件必须是国家有权机关制发的真实的出入境证件。出卖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的，应当按照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定罪处罚。

核心辩点： 如果行为人出售的证件系伪造或变造，不应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论处，而应考虑是否构成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两罪法定刑相同，但行为性质不同，准确区分有助于精准定罪。

三、与相关罪名的界限区分

（一）与骗取出境证件罪的区分

1. 核心区别：出售 vs 骗取

骗取出境证件罪（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条）规定：“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构成本罪。两罪的核心区别在于：

2. 收取费用不等于出售

有观点认为，骗取出境证件并收取费用即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这一认识存在偏差。骗取出境证件罪中，行为人同样可能收取高额费用，司法解释也将“非法收取费用30万元以上”作为骗取出境证件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因此，收取费用不是区分两罪的关键。

权威刑法理论指出：如果认为在骗取出境证件的情况下，只要是有偿提供的，就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则骗取出境证件罪几乎没有适用的空间。因为没有不收费的签证公司，收取相应的签证中介费用符合常情常理。应当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实质性判断，不应因收取费用而一律认定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3. 目的要素的区分功能

骗取出境证件罪要求行为人具有“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目的，而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无此要求。但这一目的要素仅存在于骗取出境证件罪，不能反向推导出“无此目的即构成出售”。实践中大量骗取签证的行为人并无组织偷越国境的目的，对此类行为，合理的处理路径是：以行政违法处理，或推动立法完善，而非通过类推解释强行归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二）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界限

在行为人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者事前通谋，由行为人出售出入境证件的情况下，是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还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共犯？权威观点认为，对行为人仍应按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论处。在妨害国（边）境犯罪分工日益精密化的情况下，刑法将各种犯罪行为以明确的罪名规定下来，出售出入境证件的行为已构成独立的犯罪，没有必要作为其他犯罪的共犯处理。

四、量刑辩护要点

（一）“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根据司法解释，出售出入境证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一）出售出入境证件5份以上的；（二）非法收取费用30万元以上的；（三）明知是国家规定的不准出入境的人员而向其出售出入境证件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核心辩点：“份数”和“非法收费数额”是认定情节严重的核心标准。辩护人应重点审查：

1.份数认定：证件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实际交付？是否属于同一证件多次流转？

2.数额认定：“非法收取费用”是否扣除合理成本？是否包含代收代付的签证规费、服务费？

3.因果关系：收费是否与出售行为直接对应？中介服务费与证件出售款应作区分。

（二）从犯地位的认定

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主犯，处于被支配、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以办证产业链为例，如果行为人只是共同犯罪链条中的中间环节，仅负责提交材料、传递信息，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使（领）馆工作人员或其他上游人员，行为人可能被认定为从犯。

核心辩点： 证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辅助地位的关键因素包括：

-利润分成较低（如每件仅获利数百元）

-行为受他人指挥、支配

-不了解证件的最终用途

-仅参与办证流程的某个环节，而非全程掌控

（三）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

在张永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且辩护人采取罪轻辩护的思路，人民法院也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不应因被告人认罪认罚而降低，这也是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与辩诉交易的重要区别。

核心辩点： 即使当事人认罪认罚，辩护人仍应坚持从构成要件角度审查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认罪认罚不能替代对行为性质的实质判断，不能因当事人认罪就降低证明标准。

五、程序性辩护要点

（一）分案审理对公正审判的影响

对于具有共同犯罪事实的被告人，若不具备并案处理条件而分案审理，可能导致以下问题：

1、未审先判

前案判决一旦生效，其认定的事实会对后案法官形成强烈的心理影响。后案审理时，辩护将不再是对原始证据的质疑，而是变成对一份已生效判决的挑战。

2、对质权受限

原本在并案审理中可以当面向同案犯发问以澄清有利于本方当事人的事实，在分案后完全丧失，侵害了被告人获取有效辩护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不合理分案剥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应当适用该规定。

（二）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出入境证件办理涉及复杂的行政程序，犯罪分子往往仅参与其中某个环节，对其行为性质具有较大的辩解空间。辩护人应当：

1.厘清行政法规与刑事法律的界限

行为违反出入境管理行政法规，不当然构成刑事犯罪。例如，超范围经营、违规代办签证等，可能仅构成行政违法。

2.审查前置程序的合法性

如果文化部门、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存在过错或明知故犯，可能影响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认定。

3.区分“办证服务”与“出售证件”

合法的签证中介服务收取费用，与“出售证件”存在本质区别。不能将有偿服务一概认定为犯罪行为。

六、结语

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辩护，应当立足于罪刑法定原则，从“出售”行为的实质含义、犯罪对象的界定、与相关罪名的区分等角度展开。实践中，将“有偿帮助骗取签证”直接等同于“出售出入境证件”，既超出了“出售”的文义范围，也导致骗取出境证件罪形同虚设，造成量刑失衡。辩护人应当坚持对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准确区分“骗取”与“出售”、“服务费”与“出售款”、“办证中介”与“证件出售者”，在个案中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同时应当承认，当前刑法对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的规制确实存在漏洞。对此，合理的解决路径是通过立法修正，将“骗取出境证件罪”修改为“骗取出入境证件罪”，而非通过类推解释将“骗取”强行归入“出售”。这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刑法体系协调性的保障。